張元濟的詩詞(首)

張元濟原籍浙江海鹽。1867年10月25日生于廣東，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。光緒壬辰（1892）進士。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。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破格召見，政變后被革職。1896年和陳昭常等人創(chuàng)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學（交通大學）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，注意譯書的選題意義，改變原著重譯兵書為譯社科書籍。后任公學總理，1902年7月后辭職。1901年，以“輔助教育為己任”，投資商務印書館，并主持該館編譯工作。1903年任該館編譯所長，1916年任經(jīng)理，1920～1926年改任監(jiān)理。1926 年任董事長直至逝世。1949年被特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(xié)商會議，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。后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。

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，組織了大規(guī)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（后擴建為東方圖書館）藏書，開創(chuàng)了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(yè)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。他所參與規(guī)劃的《最新教科書》獲得很大成功，同業(yè)相率仿效。從1915年開始籌備，1919～1937年動用國內(nèi)外50余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《四部叢刊》、《續(xù)古逸叢書》、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。他選書注重實用、母本講究善本，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，開創(chuàng)了古籍叢書翻刻、影印的新階段。

1932年1月29日 日軍針對性的轟炸商務印書館。造成這個幾乎壟斷中國教育出版，占全國出版量52％的出版巨頭損失1630萬元，80％以上資產(chǎn)被毀。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，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。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：“連日勘視總廠，可謂百不存一，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，最為痛心?！?/p>

一生對于中國文化、出版、藏書事業(yè)貢獻極大。大力搜求古今圖書，陸續(xù)收購長洲蔣氏、會稽徐氏、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，于商務印書館內(nèi)特辟“涵芬樓”為藏書處；不久，又收盛氏“意園”、丁日昌“持靜齋”、繆荃孫“藝風堂”的大部分藏書，所積達10余萬冊之多。1924年名為“東方圖書館”，1926年對外開放。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。藏書共達518 000余冊，輿圖、碑帖5 000余種。宋，元、明、清善本書極多，外國雜志、報紙、圖書也極完備，藏書質量和規(guī)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。惜于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之役被日寇炸毀。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。他唯恐此書散佚，對這些書予以著錄。解放后，請顧廷龍幫助整理付印，名《涵芬樓燼余書錄》。并將這批書獻給政府，現(xiàn)藏北京圖書館。校印有百納本《二十四史》，影印《四部叢刊》正續(xù)篇，輯《續(xù)古逸叢書》等幾十種，刊刻古籍數(shù)千種。私人藏書頗富，先世已有藏書，他搜羅益勤，尤嗜宋刻。藏書樓有“涉園”，沿用明末十世祖張奇齡的書齋之名，九世祖張惟赤辟為藏書樓，延綿數(shù)代。“涉園”藏書千余種，3 700余冊，后寄存于合眾圖書館，供眾閱覽。上海圖書館潘景鄭著有《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》。為紀念其對文化、藏書事業(yè)的貢獻，1987年在海鹽建立了“張元濟圖書館”。

“數(shù)百年舊家無非積德，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。”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副對聯(lián)。百年中國，許多人都在尋找富強中國的道路，而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來推動教育，為中華民族的文明“續(xù)命”。嗜書、尋書、藏書、編書、出書，寫就了他的一生。

興辦新學

1898年發(fā)生的戊戌百日維新，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，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機會。但是，它失敗了。參加、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，被殺的被殺，革職的革職。當時的翰林院里，張謇去辦實業(yè)了，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，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，因李鴻章相助而幸免。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，于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(chuàng)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，后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。

或許是李鴻章賞識張元濟的才華，但李鴻章向盛宣懷推薦他當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，還是因為張元濟在翰林院時，就創(chuàng)辦了通藝學堂，培養(yǎng)西學人才。

張元濟在科舉時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，他當時就認為中國當時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，必須要進行維新，進行改革，而且要普及教育。所以他要辦通力學堂，就是在京官里面，擴大他們對新學的知識。他覺得中國那么積貧積弱，不能老是墨守成規(guī)，這么搞下去國家就不行了，應該要引進和學習一些西方先進的東西。光緒皇帝在下詔戊戌變法的第五天，召見張元濟。他進言的是興辦新式學堂、培養(yǎng)各種人才和注重翻譯。

在張元濟的主持下，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《原富》。這是英國學者亞當·斯密的著作。在100年后的今天，這本書仍然是經(jīng)濟學的經(jīng)典著作。

當時，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(yǎng)。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，以培養(yǎng)人才為首要，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。所以，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，創(chuàng)辦了南洋公學特班，這個“特班”，按盛宣懷的說法，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(yǎng)“大才”。特班只有一屆學生，卻出了邵力子、李叔同、謝無量等人。

書館掌門

然而時過三年，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，加盟商務印書館。

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，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(chuàng)辦。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，到一個弄堂的小廠里，跟一個小業(yè)主合作，這樣的轉身，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。

直到半個世紀后，因為中風已臥床數(shù)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，告別商務同仁：“昌明教育平生愿，故向書林努力來，此是良田好耕植，有秋收獲仗群才?！睆脑娭校藗冏x到了他平生的理想，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：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(xiàn)代性變革連接起來。

與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，張元濟把中國的希望寄托于“開啟民智”，認為這是中國現(xiàn)代化的必由之路。他感到，南洋公學的規(guī)模還很小，那些人才遠遠不夠用，他的思想開始從培養(yǎng)一批英才，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。

他在寫給盛宣懷的信里說，中國四萬萬人口，只有四十萬人受過教育，受過教育的人也就是學過幾句八股文，對于應該知道的知識幾乎都沒有學到。在當今那么發(fā)展的世界上，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要亡。

張元濟還認識到，開啟民智要出版好的書，要以“扶助教育為己任”，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請。張元濟是翰林出身，學貫中西，他的地位和聲望無疑使商務與知識界、政界和教育界之間有了一座橋梁。

張元濟當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，他還聘請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設的有識之士，如蔡元培、高夢旦、杜亞泉、夏曾佑等。

張元濟制訂了商務所有的出書計劃，影印古籍，他要選最好的版本；推介西學，他要找最好的翻譯者；出版新書，他要用最好的設備、最好的紙張。甚至對書的排版樣式也要一再叮嚀：書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寬展一些，“否則緊眉頭，令人一見煩惱”。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，包括書稿他親自看，有些書他親自編，外面的聯(lián)系他親自出馬，甚至買紙張，買印刷機，收古書，他都事必躬親。

新編教科書

張元濟走進商務的這一年，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《學堂章程》，后來，科舉也廢除了，這是中國數(shù)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。成千上百的與傳統(tǒng)私塾、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。張元濟認為，教科書的影響關系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、思維方式的改變，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。

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，不是一個人單打獨斗，而是大家圍坐一起，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，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，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，則詳細討論。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，由簡入繁、循序漸進。往往因為一個字，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。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。每完成一篇課文，大家再輪流閱讀，或加潤色，或竟改作，相互為之，毫無成見。

1904年，商務版《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》出版，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采用。商務印書館的發(fā)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。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(fā)行總量占到了全國的4/5，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(jīng)翻印過30幾次，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，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范本。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，再不能粗制濫造而牟利。書肆風氣，為之一變。

在張元濟的擘劃下，商務編寫了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，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，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。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《辭源》，開創(chuàng)了中國現(xiàn)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。同時出版發(fā)行了《東方雜志》、《小說月報》、《教育雜志》等刊物。

出版巨子

當年知識分子走上“文化救國”道路的不在少數(shù)，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，他站到了幕后，在商務這個現(xiàn)代商業(yè)企業(yè)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。在上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，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巨子的蛻變，成為晚清以來，普及、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(zhèn)。到1910年，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(chǎn)超過百萬元的企業(yè)之一。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。

《新青年》的創(chuàng)刊，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，然而在這個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年代，商務印書館卻顯得落伍了。陳獨秀、羅家倫等新文化的干將在報刊上點名批評商務的保守，商務的業(yè)績?nèi)找娝ネ耍?919年積壓和滯銷的書刊多達60萬冊。而對張元濟來說，他考慮更多的是，曾經(jīng)引以為豪的商務還能否擔當起傳播新學新知的責任？

當時商務的老人很多，用的都是文言文，于是張元濟主持了“大換血”計劃，主張用新人，辦新事，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。1920年，茅盾走進了著名的《小說月報》。他起草了《改革宣言》，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，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，更要創(chuàng)造中國的新文藝。

革新后的《小說月報》一改過去刊載男女情愛、閑適生活的格調(diào)，倡導“為人生的文學”，迅速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。著名的老舍、巴金、丁玲都是通過《小說月報》走上文壇的。

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、兼容并包、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，廣集人才。據(jù)《商務印書館大事記》記載：1920年到1922年間，陸續(xù)進館的就有陳布雷、謝六逸、鄭振鐸、周予同、李石岑、王云五、竺可楨、任鴻雋、陶孟和、顧頡剛等，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。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，成為“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”。

到1926年，商務已經(jīng)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。分館不僅遍及中國，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。在上海的寶山路，建起了規(guī)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，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，向公眾開放。

影印古籍

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，用力最勤、費神最多的當屬《四部叢刊》和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。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，至今仍是海內(nèi)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。

《四部叢刊》從1915年開始醞釀，到1922年初編出版，費時7年，是中國現(xiàn)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。前后印了初編，續(xù)編，三編，近500部書，匯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。從定書目、選底本、文字校勘，到工程預估、印刷紙張，張元濟都親歷親為。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搜集挑選，為此張元濟幾乎訪遍了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。這段經(jīng)歷，張元濟稱之為：“求之坊肆，丐之藏家，近走兩京，遠弛域外。”（域外指日本。）

在《四部叢刊》出版之前，中國最著名的古籍叢書是《四庫全書》，但那部誕生于乾隆朝，以全國之力而成的大書，無論選目還是抄寫質量，都頗受后來學者的詬病。而以張元濟一人之力，成就于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《四部叢刊》，無論在選目的精當，還是在?？焙陀坝〉馁|量方面，都遠遠超過前者。

1928年，張元濟為《四部叢刊》專程赴日訪書。在一個半月的時間里，他飽覽了東京、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，每天不停地閱選古書。雖然那時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，但他就像見到了自己最珍愛的東西，每天都要做筆記直到深夜。每到一處，都商借拍攝，帶回上海影印出版。訪書的直接成果則是帶回了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，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購走的皕宋樓藏書。

直到今天，一個讀書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，也只能是張元濟的《四部叢刊》。

古籍流傳世間已久，在歲月的侵蝕下，殘破、墨跡不清是最平常不過的了，這就需要修校，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跡描清楚，專業(yè)人士稱為描潤，但這只是?？惫偶畛醪降墓ぷ鳌Ｋ€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對照甄別，斷其是非。

張元濟就是這樣親歷親為地對每一冊古書，做著初修、精修、復校、總校的工作。他終日伏案，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頁，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為止。直到今天，看過張元濟?？庇坝〖娜耍紘@為觀止。

張元濟是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里，輯校整理古書，鉤沉、整理進而維系著中華文化的命脈。另一方面，傳統(tǒng)的文化卻因為這個國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丟棄、破壞而淪喪。因此張元濟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、胸懷和毅力。但商務畢竟是企業(yè)，搜集、編校古籍畢竟需要巨大的成本，所以張元濟的做法難免遭人反對。有股東在報上寫文章，指責張元濟收購古籍是“徇一人之嗜好”。文弱儒雅的張元濟拍案而起：“此事決不使公司于營業(yè)上有損！”

張元濟這樣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竟同樣善于管理和經(jīng)營，《四部叢刊》初編出版以后，光這套書就賺了100多萬。經(jīng)營上的成功，為他后來能夠持續(xù)地做這件事情，提供了很大的保障。

在完成《四部叢刊》初編后，張元濟又做了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，就是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的影印。二十四史講述的是中華民族自三皇五帝開始的完整的歷史。但歷史的流轉使它形成了各種版本，張元濟不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，還要將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匯集起來。

“百衲”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爛補綴起來的衣服。許多宋代版本的書傳下來都有缺卷，需要配其他的宋本，還要配頁，所以稱之為“百衲本”。

顧廷龍先生曾感嘆：“這么浩大的工程，都是用手寫，那些?？庇洠切┡?，所耗費的精力工夫無法估量，這整整十年當中張元濟就是每天不間斷地在做這樣一件工作!”

心血遭毀

當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的編校一切就緒，甚至影印所需的樣張都已完成時，戰(zhàn)爭來臨了。1932年的“一·二八”淞滬戰(zhàn)爭中，一場浩劫將他大半生的心血化為灰燼，張元濟遭受了人生中無以復加的嚴酷打擊。

在上海檔案館現(xiàn)存的一本影像資料中，記錄了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后的景象。那天早上8點多鐘，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。第一枚炸彈就落在油墨倉庫里邊，瞬間燃燒起來，那些被溶解了的鉛字像水一樣在地上流淌。寶山路的總管理處、編譯所、四個印刷廠、倉庫、尚公小學等全部中彈起火被焚毀。隨后，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，濃煙遮蔽上海半空，紙灰飄飛十里之外，火熄滅后，紙灰沒膝，五層大樓成了空殼，商務印書館80％的資產(chǎn)被毀。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，35000多冊，悉數(shù)被毀，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。

望著漫天飄舞的紙灰，張元濟涕淚長流。他唯有自責，因為他太愛書了。他對夫人說：“這是我的罪過！如果我不將這些書搜羅起來，不是集中保存，仍然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，豈不可以逃過這場浩劫!”但一切都無法挽回，他仰天長嘆：“廿年心血成銖寸，一霎書林換劫灰。”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可挽回的、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。

當年商務被毀前后的種種跡象表明，商務的被毀是歷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。日寇曾經(jīng)放言：我炸了你一條街，明天就可以修復，但是我炸毀了商務印書館，你就永遠也恢復不了。